【读书】父女
1940年早春，居于香港的蔡元培先生步入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，常携女儿威廉在薄扶林道上散步。那时他已是皤然一叟，而女儿正当盛年，父女二人并肩而行，一个走得慢，一个也便放慢了脚步。
香港的天气总是潮湿的，空气中浮着海的气味。蔡先生每行至半途，便要在路旁石凳上小憩。威廉女士便从手提袋中取出保温杯，倒一杯温水递与父亲。蔡先生接过，并不即饮，只望着远处的海面出神。海水在日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，仿佛无数个小小的希望，浮动着，又暗淡着。
“父亲又在想什么？”威廉女士问。
“想起北平的图书馆，”蔡先生缓缓道，“不知那些书现在如何了。”
蔡元培先生
威廉女士知道父亲所想的何止是书。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，蔡先生主持的北平图书馆藏书尽陷敌手。他表面上只谈书籍，实则心中所系乃是整个国家的文脉。这文脉如今被拦腰斩断，血淋淋地横亘在这位老人的心上。
蔡先生忽而咳嗽起来，威廉女士连忙为他抚背。他的背脊嶙峋，隔着棉布长衫也能摸到骨头的形状。威廉女士想起小时候父亲抱她时，那怀抱是何等宽厚温暖。如今这怀抱已经干瘪了，而父亲的忧患却从未减轻。
“威廉，”蔡先生止住咳，忽然唤她小名，“你可怪我当年送你去德国学医？”
威廉一怔。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事，她刚满二十岁，父亲坚持要她远赴海西求学。临行前夜，父亲在她的行囊中悄悄塞了一本《赤雅》，书页间夹着一张字条：“学成报国”。
“父亲何出此言？女儿从未有过怨怼”。
蔡先生望着海，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景色：“我这一生，为国奔走，未尝有暇顾及家事。你母亲去得早，你又常年在外...”
威廉女士忽然明白，父亲老了。从前的蔡元培，是断不会说这等话的。那个在北大提倡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校长，那个为五四运动奔走呼号的导师，何时曾为自己的家事迟疑过？
“父亲”，威廉女士握住父亲的手，那手上有老人斑，有皱纹，却依然温暖，“女儿学医，不正是为了救治国人吗？父亲教我爱国，女儿一刻不敢忘。”
蔡先生转过头来，眼中似有泪光。远处一艘轮船正缓缓驶离港口，汽笛声悠长而哀伤。
“好，好”。蔡先生只说了这两个字，便又沉默下去。
蔡元培先生（左二）
威廉女士忽然想起一事：“昨日收到国内来信，说我们捐的药品已经送到前线了。”
蔡先生点点头，脸上终于现出一丝笑意。自抗战爆发，父女二人便倾尽家财，购置药品器械支援前线。威廉女士甚至重披白衣，在香港的医院中救治伤员。她记得第一个手术持续了十八个小时，结束时双腿已经麻木，却见父亲一直守在门外，手里捧着一碗早已凉透的粥。
回家的路上，蔡先生的脚步似乎轻快了些。路过一家书店，他忽然驻足，指着橱窗里一本新书对女儿说：“买下它吧，寄给内地的学校。”
威廉女士知道，父亲又在想他的北大了。那个他一手振兴的学府，如今已辗转南迁，师生们在战火中坚持授课。父亲每月必汇钱去，附信总是同一句话：“教育乃国家命脉，不可一日中断。”
晚饭后，蔡先生照例要听广播。威廉女士为他调好频道，便去厨房煎药。收音机里传来战报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夹杂着杂音。她侧耳听着，手上动作不停。药罐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，苦涩的气味弥漫开来。
忽然，广播里传来熟悉的校歌。威廉女士手一抖，药汁溅在围裙上。那是北大的校歌。在千里之外的昆明，流亡的师生们仍在唱着。
她快步走进客厅，见父亲端坐在收音机前，腰背挺直，眼中泪光闪烁。那一刻，威廉女士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站在北大讲台上，意气风发的教育家。
父女二人静默地听着，直到歌声结束。蔡先生轻声道：“只要还有人唱这歌，中国就不会亡。”
威廉女士忽然泪如雨下。她想起父亲常说的话：“救国不忘读书，读书不忘救国。”如今烽火连天，父亲的书桌却从未空过。他写的每一篇文章，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在为这个破碎的国家缝补文明的碎片。
夜深了，威廉女士为父亲披上外衣。蔡先生伏案疾书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灯光下，他的白发如雪，而眼神却依然清澈坚定。
窗外，香港的夜色深沉。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，像是某种无言的呼唤。父女二人，一个在灯下书写，一个在旁守候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，深爱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。
蔡先生身体每况愈下，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，而给他致命一击的是爱女威廉死于难产。
蔡威廉女士是在一个阴郁的清晨离世的。产房里的血腥气尚未散去，护士们低垂着头进进出出，像一群无言的影子。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，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：“国难！家难！”四个字力透纸背，墨迹被泪水晕开，像一朵朵黑色的花。蔡元培先生站在病房外，看着女儿留下的最后的字——“国难！家难！”老人撕心裂肺之状令香江为之动容哭泣！
蔡威廉女士
那是1939年5月5日，香港的天空压得很低。蔡先生望着窗外，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，年轻的自己第一次读到叔本华时的震撼。那时的他何曾想过，有朝一日会白发人送黑发人？威廉是他最疼爱的女儿，也是他最知心的知己。如今她走了，带着腹中那个未及睁眼看世界的孩子。
“蔡先生...”护士长递来一块白布，上面沾着暗红的血迹。
蔡元培接过白布，手微微发抖。这白布让他想起北平的雪，想起威廉小时候在雪地里奔跑的样子。那时她还是个扎着小辫的女童，会仰着脸问他：“爹爹，雪花为什么是六边形的？”如今这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了。
葬礼很简单。蔡元培坚持要用素棺，不设仪仗。他说：“国难当头，一切从简。”但当棺木入土时，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终于崩溃。他扑在棺木上，用苍老的声音喊着女儿的小名，仿佛要将她唤回人间。雨水混着泪水打湿了他的长衫，那件威廉去年亲手为他缝制的长衫。
回到寓所，蔡元培在女儿房中呆坐整夜。桌上还摆着威廉未完成的画作——一幅描绘西湖的油画。画中的湖水泛着微光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蔡元培拿起画笔，在画布一角补上了一行小字：“吾女威廉遗作。”他的手很稳，但眼泪却止不住地落在画布上，在颜料上晕开一个个小小的水痕。
次日清晨，仆人发现蔡元培伏在书桌上睡着了，手中还攥着那支画笔。桌上摊着一幅未写完的挽联：
“著述最谨严，非徒中国小说史；遗言犹沉痛，莫做空头文学家。”
这是写给另一位逝者鲁迅先生的，如今看来，竟像是某种预兆。
威廉去世后，蔡元培的身体江河日下。但他仍坚持每日工作，为抗日奔走呼号。有时深夜伏案，他会突然唤女儿的名字，待回过神来，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。他的桌上永远摆着两张照片：一张是北大全体教职员的合影，一张是威廉在德国留学时的单人照。
1940年3月3日清晨，蔡元培高烧不退，起床后刚走到浴室，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。医生诊断是肺炎，但在战时的香港，盘尼西林比黄金还珍贵。弥留之际，蔡元培忽然清醒过来，要人扶他坐起。他看着窗外的朝阳，轻声吟诵道：
“自由平等大同梦，天下为公志未酬...”
话音未落，便溘然长逝。时年七十二岁。
他在民族危机的“大风雪”中走来，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。它所开创的学术大业，自由之思想、科学之理念、兼容之精神，永远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，于岚山雾海、天地苍茫中，昭示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！
葬礼上，毛泽东送来一副挽联：
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。”
这八个字概括了蔡先生的一生。但鲜有人知的是，在他的内衣口袋里，还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照片背面是威廉娟秀的字迹：“给我最敬爱的父亲。”
海风呜咽，仿佛在诉说着这对父女未尽的话语。他们的故事，最终都化作了那个年代最深沉的爱与痛，融入了这片他们深爱的华夏的土地。